第二天一早，杨灵越开着曾莉的小奥迪驱车前往班主任杨琳的家里，按响门铃后，一位头发花白的中年男人开了门。

“师丈过年好。”

“你也过年好，快进来，你老师在书房呢。”

对方看见杨灵越，一脸笑容的说道，妻子的这位学生着实太讲礼貌，中秋、年前、年后都来，而且没有一次空着手的。

杨灵越这次从德国回来，带了几条皮带和钱包，德国的皮具也是蛮好的，算是特产之一，不贵，一条皮带约莫50欧左右的样子。

当然不能只带皮具，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就带两条烟了。

“昨天就回国了？没好好玩一玩？”师丈拉着杨灵越在沙发上坐下来，寒暄着。

“得回老家走亲戚啊。”杨灵越乐呵呵的应着。

不咸不淡的聊了几句，杨琳从书房出来，师丈这才起身忙活自己的事儿。

很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，有个儿子已经结婚，今年在魔都岳父家过年，对方也是独生女，两家轮着来。

“恭喜你啊，第一部短片就拿了个金熊。”再次问候之后，杨琳颇为和煦的说道。

随后杨灵越说了说自己的见闻，尤其是关于政治正确这种事情。

“这也是我的观点之一，电影早已不是独立艺术，这是难免的。但是再难能有八股文难吗？在八股上做出优秀文章来的人何其多，无一不是佼佼者，导演这个行当也是如此，要学会利用规则。”

杨琳很实在，同时站在一个高纬度上劝诫着学生，当然也没有夸大其词的说什么改变规则，改变规则意味着什么？

杨琳说的很清楚了，电影早已不是独立艺术，全世界各国都一样。

也如同杨灵越在德国时与李玉探讨导演分代时的观点，那是意识形态，那是革命。

杜琪峰那么自我的人在柏林不疼不痒的说了几句电影要创作自由，第二天就得打自己的脸。

“你能专注于思考而没有想着媒体报道，这很好。不过电影发行的事情，自有更专业的人做，不需要牵扯太多精力。”

最后杨琳很欣慰的总结，夸赞了一番自己的得意学生。

杨灵越确实一句没提记者，全程都在探讨自己的见闻和收获。

告别离开，带着老师自个儿腌制的酱肉、两瓶陈年老酒和2月份的校刊，京都电影学院学报，里面有他采访的一刊。

“你这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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